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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主流社永慶房屋會不應被極端民族恩義觀挾持
　　要妥網站優化善處理同亞太鄰國關係，建立和平穩定的國際地區秩序，日本主流社會和民眾當對極端民族恩義觀有所警覺
　　文/王衛星
　　近年來，日本政治右傾化進一步顯現：對內，謀求修改“和平憲法”、重整軍備，試圖解除戰後維繫日本和平發展的自我約束；對外，企圖以片面訂立的《舊金山和約》取代《波茨坦公告》《開羅宣言》，關鍵字廣告打破戰後形成的東亞秩序，挑戰國際社會的公道良心。
　　對此情形，不僅國際社會必須予以高度關註，而且日本主流社會也需要擺脫右翼勢力的挾持，包括擺襯衫脫早已不合時宜的極端民族恩義觀的“魅影”。
　　不要被極東森房屋端民族恩義觀綁架
　　展閱日本近代史可見，右翼勢力極端的民族恩義觀，是以“皇國史觀”為基礎、帶有功利主義特征的倫理道德觀，一旦侵入主流社會，特別是執政層，就必然會在其內外政策中表現出來。
　　日本右翼勢力極端的民族恩義觀往往會使道德觀、價值觀、交往觀發生扭曲：
　　在道德觀上向“重利輕義”傾倒。這種道德觀認為，“利”是實實在在的，“義”是虛無縹緲的，當“利”與“義”發生矛盾衝突時，立即選擇見利忘義、舍義取利，或是假仁義之名、謀一己之私。
　　人們不會忘記，近代日本軍國主義對亞洲國家發動侵略戰爭時，嘴上宣揚的是所謂“為了讓各國人民‘擺脫愚昧’”、“幫助各國人民‘驅逐歐美’”、“與各國人民‘共存共榮’”，實際上卻到處燒殺、掠土劫財，為日本一己的畸形發展，肆意擴張，進行血腥的原始積累。
　　在價值觀上向“唯利是圖”傾倒。這種價值觀認為，只要對己有益，道義、原則都可以拋棄。
　　人們不會忘記日本近代思想啟蒙家福澤諭吉的那句話：“世界上哪有那麼多的真理，爭到了利益就是爭到了真理。”這位印上日元鈔票的“日本伏爾泰”之言，並非其一己之見，而是日本國內一些勢力集團行為的集中反映，不要指望這些勢力會設身處地替人著想，他們只會根據自己的需要立身行事，乃至恣意妄為、不擇手段。
　　交往觀上向“趨利附勢”傾倒。這種道德觀信奉的是“與強者為伍”、“結勢利之交”。外界可以相當直觀地看到，日本的一些勢力集團在對外交往上的這一條不變的“戰略公式”。當對自己有用時，即使是舊仇宿怨，也會曲意逢迎、貼身依附；當對自己無用時，即便是舊情宿恩，也會棄如敝屣、視同陌路。
　　人們不會忘記，在日俄戰爭前，日本與英國結盟，借英國之力量打敗了沙皇俄國。而在戰勝俄國後，則又轉而與沙俄訂下密約，聯手與英美爭奪在華利益。
　　如果日本主流社會受到這種扭曲的道德觀、價值觀、交往觀的擺佈，甚至以此為行事準則，那麼日本執政者的處事就難言光明，得利難言磊落，政客們可能盆滿缽滿，最終受傷害的還是廣大日本人民。
　　不要迷戀並不光彩的發家史
　　作為與中國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長期受到中華文明的影響。大化改新，鑒真東渡，日本從中國輝煌的古代文明中汲取了不少養料。然而，日本走上富國強兵道路後，一些政客的行為再次使其所秉持的“恩義”的虛偽狹隘顯露無遺。
　　人們不會忘記，1894年日本發動甲午戰爭，迫使清王朝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澎及包括釣魚島在內的臺灣附屬島嶼，賠款2億兩白銀。再加上中國“贖回”遼東半島的3000萬兩白銀，中國直接賠付日本2.3億兩白銀，相當於當時日本年財政收入的3.5倍。
　　按李鴻章估計，甲午戰爭，日本實際所耗軍費不過1億日元。即使根據日本方面公佈的誇大數字，也不過2.1億日元，約合中國白銀1.4億兩。據日本學者伊原澤周研究，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海陸軍軍費支出總計為2億日元，中國對日戰爭賠款及贖遼費摺合共計3.65億日元；除補償軍費之外，日本可凈賺1.65億日元。
　　在日本軍國主義大發戰爭財的同時，中國付出了慘重代價。甲午一戰，中國直接損失達3億兩白銀，加上其他經濟損失，保守估算有五六億兩白銀之多。這一數字相當於清政府六七年的財政總收入。
　　甲午戰爭後，日本利用這筆巨款擴充軍備，籌划下一輪擴張戰爭。日本還得以採用金本位制，實施了工業立國和貿易興國戰略，給日本帶來了經濟繁榮。直到今日，在《馬關條約》簽訂處，日本還立有一塊石碑，上面刻著：“今之國威之隆，實濫觴於甲午之役”，公然炫耀這段血淋淋的暴富發家史。
　　人們也不會忘記，20世紀20年代的經濟危機，終結了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經濟的畸形繁榮；1923年東京大地震，又使日本經濟雪上加霜，失業人口持續攀升，整個日本國內已迫近社會動蕩的邊緣。
　　當時，梁啟超、李大釗等人認定，當時的日本經濟已傷及元氣、國運正趨於式微，而中國則利用一戰以來歐美無暇東顧的“黃金十年”，其產能和繁榮程度已超過日本，亞洲的未來必定由中國引領。
　　然而，日本軍閥財閥合抱，以“賭國運”的方式，將全部身家押寶於軍國主義，對內實行軍事獨裁統治，力推國民經濟軍事化，對外奉行侵略擴張政策，通過發動對鄰國的侵略戰爭轉嫁國內危機、轉移國內矛盾，以侵吞鄰國利益、犧牲他國發展、剝奪別國生存為前提，推動日本向近代化和現代化的邁進。
　　不能忘卻日本在戰後賠償上的所為
　　日本發動侵略戰爭以失敗告終。而對待二戰賠償問題的態度，則又折射出極端民族恩義觀的影響。
　　“據不完全統計，在日本侵略軍的屠刀下，中國死傷人數3500萬，僅南京大屠殺就死亡30萬人以上。從關內騙招到東北的勞工被殘害致死的不下200萬人。此外，還有令人髮指的細菌戰、化學戰。按1937年的比值計算，日本侵略者給中國造成直接經濟損失1000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5000億美元。日本侵略者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成為歷史上最野蠻最殘酷的一頁。”
　　按日本著名中日友好人士宇都宮德馬所說：“以每年賠償中國損失10億美元的話，(日本)則需要100年甚至500年才能還清這筆巨債。”
　　抗日戰爭結束後，同盟國設立遠東委員會，負責日本戰後處理問題，國民黨政府也成立專門機構——“行政院賠償委員會”，並提出日本應以海外資產和國內資產充當賠償物資，且中國索賠份額應較其他國家為高，在遠東地區應在40%，中國境內的日本資產應由中國接收以充抵一部分賠償。
　　上述賠償要求，遠不抵日軍多年侵華給中國造成的損失。但出於多種原因，在美國的主導下，自1948年1月至1949年9月，中國只從日本運回三批賠償物資，價值2250餘萬美元。
　　上世紀50年代初，美國提出了“對日媾和七原則”，要求同盟各國放棄對日賠償要求，逼臺灣當局放棄對日戰爭索賠要求。臺灣當局出於政治考慮，擬嚮日本索取2億美元的象徵性賠償。
　　即使如此，美國也未允許。日方還放言稱：“我國遺留在貴國大陸之財產，為數甚巨，以美金計，當值數百億美元，以此項巨額財產充作賠償之用，應屬已足。今貴方若再要求服務補償，實與貴方屢屢宣示之對日寬大之旨不符。”
　　日本政府在美國的庇護下，極力擺脫對主要受害國家的賠償責任，只向韓國、越南、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緬甸、印度等國家支付了少量戰爭賠款，合計6565億日元。按當時360日元兌換1美元換算，約合18億美元。
　　日本還採取以本國物資抵償賠款的做法。因此，賠償不但沒有讓日本經濟承受沉重負擔，反而為日本經濟對外發展、占領別國市場創造了有利條件。
　　中日建交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了恢復和促進中日兩國人民友好，放棄了對日本索取戰爭賠償的政府賠償要求。
　　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義舉應當喚醒日本政府什麼，無疑是世人皆知的東西。世界所有正義的人對此都不會忘記。
　　不要讓極端民族恩義觀助推右翼勢力坐大
　　極端民族恩義觀還會反映在日本政府拒絕道歉的“恥感文化”上。
　　長期以來，日本不少政要包括個別日本領導人不時參拜供奉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同時還出現篡改教科書、否認南京大屠殺、美化侵略歷史等言辭和行為。
　　人們已經註意到，在日本右翼勢力主導的歪曲歷史的國民教育下，日本國內反省力量顯見削弱。
　　日本的政治右傾化步伐加快，與美國的姑息縱容分不開。美國先是在冷戰時期，因朝鮮戰爭需要，打斷了日本戰爭反省進程，讓大大小小的戰犯逃脫懲處；現在，美國又從“再平衡”戰略需求出發制衡中國，為當前日本右翼勢力的迷夢背書。
　　當前，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國家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持續上升。日本經濟則進入發展瓶頸期，民眾焦慮感和失落感增強，保守化和右傾化勢頭上揚。
　　一是過度渲染日本作為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受害者”的悲情形象，卻在日本侵略戰爭罪行問題上噤聲，刻意迴避對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惡行的歷史反思；
　　二是摒棄“河野談話”與“村山談話”，否定侵略歷史，否認強徵“慰安婦”，鼓動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公然挑戰二戰後形成的國際秩序；
　　三是在釣魚島、獨島(日稱“竹島”)和南千島群島(日稱“北方四島”)問題上非理性示強，人為製造與鄰國的對立與衝突，惡化地區安全環境；
　　四是不斷突破“和平憲法”限制，陸續架空其實質性的限制條款，企圖使日本能夠規避“專守防衛”原則、擁有進攻性武器、行使集體自衛權等。
　　面對國內經濟增長乏力的困局，重新執政的安倍政府用強烈的右翼表態來換取執政基礎，併在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牽引下，繼續在修憲、強軍的道路上前行。
　　日本近代啟蒙思想家中江兆民說過：日本沒有哲學，“不論做什麼事情，都沒有深沉和遠大的抱負，而不免流於淺薄；沒有獨創的哲學就降低一個國家的品格和地位。”
　　自知不易，自醒猶難。今日東亞格局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日本右翼勢力想用逆和平發展的歷史潮流的做法，打斷亞洲共同繁榮和中國和平崛起的進程，是無濟於事的。日本主流社會應對極端民族恩義觀保持更加警醒的態度，推動政府正視歷史、正視現實、正視未來，與周邊國家一道，共同建立並維護和平發展的局面，而不是做那些相反之事。□
（編輯：SN054）